第一章：求学岁月——阳 光 忘 却 的 窗 棂
我在经历了丧失个人空间的日夜之后，提出了“自己为什么到日本来”的问题。思索的结果是：卖了老婆买笼屉，不蒸馒头争口气。中国人在日本，活得一样要像个人。吃苦耐劳洗碗的收入，完全够我为自己找到三尺地位一方天花板。这样，我可以好好休息，从而获得圆满完成学习和劳动双重任务的精力。
我在闯到第五家房地产中价公司时，受到了一个年轻男职员的诚恳接待。他带我去看了一间同样是四块半榻榻米的房间，也是在阿佐谷一番街，但必须穿过这条以保持了东京旧时面貌而著称的风俗小路，向深处再拐个弯，名叫：三欣庄。
在日本，但凡叫什么什么“庄”的，多数是那种造价较低廉的建筑或老式木结构小屋在打开房门的瞬间，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。但我相信那位职员的说明：一个星期前，老房客才搬走。这间地处一层的房间，唯一一扇窗户被另一个“庄”的后墙挡住，一天二十四小时与太阳基本无缘。月租与学费相近，三万八千日元。我因此明白了，为什么东京的阳光是要钱的。在所有房地产买卖或出租招贴上，一般都会注明房间的向阳日照情况，越亮堂的越贵，因为不受太阳关照的角落，实在太多。
东京的建筑，乍看如同奇迹一般：姓“田中”的楼房与姓“山中”的楼房之间，可以仅相距不足十公分。这一切，也算是一个“日本特色”吧。若在中国，盖一间小屋也不免铺天盖地、飞砂走石一番。而且，这样一栋栋的楼宇，往往还不是同期动工。施工期间，互不妨害相邻的正常生活。电视和报纸报道过：某白领小姐喝醉酒后，错把窗户当门，从二楼掉下去，被夹在十五公分的两面大墙之间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苦苦煎熬长达十数小时。后被救护队员英勇破墙救出，举国为之欢呼不已；某胖猫不幸钻进楼与楼之间的缝隙而不得超脱，也是被人们果断破墙救出，化险为夷且一举成为“名猫”一只。
在日本，我还见过许多房间，似乎仅为了室内的美观或人住者心理上的需要，像模像样地安装一扇日式的拉窗。可当你拉开它时，眼前霍然一堵铅灰色的水泥板，那感觉简直莫名其妙之极，就像是看到一幅世上最不知所云的抽象派绘画作品。
中介公司的小伙子，似乎看得出我很在意那扇几乎照不进太阳的窗户，努力安慰我说，有自己的专用厕所，对女孩子是个方便。至于日照状况嘛，反正你们一般早出晚归，阳光就是照进了房间，不也挺浪费的? 我无从选择，当即表示满意。剩下的问题是：要找到一位在当地拥有正式居民身分的租房契约保证人。
当时，我和自己的所谓留学保证人，可谓相距“天涯”。学校也根本不许我们去打搅人家。我想当然地直奔校办公室，请求学校在租房契约上打个充当保证人的戳儿。答复：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如同我入学第一天听到的第一句话那样干脆简捷、不容质疑。已近初冬，学校办公室的门，在我面前砰然而闭。门前停车场上刮过的，就是北京话常说的“西北风”。两个空空的汽水拉罐，在风里当啷啷地打转……
在中国时，我每年入冬前都会重感一场风寒，烧上两、三天。这时的我，竟有了生病的前兆：从脊髓心儿里，直往全身渗透着一阵阵冷气。我生出了乘风归去之心，真有一番天不留人，地不留人的苍凉感，很浓很浓地涌上喉头……
“你好!林桑，在干什么?”身后响起一个日本女人又尖又亮的的声音。
长森文惠老师，她是三个活波女儿的母亲。年龄仅仅比我大一岁。我想让所有人，记住这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。她的讲课水准，不能和她的名门学历成正比，课堂上经常和学生没大没小地笑作一团。居然让学生猜测自己的年龄，而且事先声明：谁的答案最年轻，就给谁最好的考核成绩。当即就有几个男生异口同声：“十八”。据说她好几次被渡边校长严厉训斥。其中有一句话在学生中被传开了：
“长森先生，你对学生一一太甜!”
第二天，在我的租房契约书上，盖了契约保证人一个又小又圆的红印印——长森。从此，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异国的小窝儿。
在那个冷雨吹打的日子，也是她，闻讯从家里开着车，赶到被关闭的学校宿舍楼前，帮助流离失所的同学把行李搬到车上，再一个一个地送到可以暂时寄身的亲友处……她曾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英文科，是一个在日本并不少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妇女。她是我在海外遇见的第一个天使。直到今天，我仍视她为尊师和榜样。她所做的一切，仅仅是因为想做，做了以后感到快乐而已。她天生就像一簇灯火那样，总是照耀和温暖着自己周围的人们。我从没见过像她那样：倾心给予又如此全不在乎回报的人。
我学会了把几枚一百日元的硬币，塞进自动洗衣机和烘于机，拿着教科书，边读边等着衣服洗净，烘干；我也学会了自己拿毛巾、肥皂和香波，到收费的公共浴池去，与街坊大妈、大婶们同堂沐浴，抱怨物价，互道晚安……
东京的第一度严冬，我没有伤风，也没有再失眠。尽管人们都说：今年的雪真大，天真冷，车上尽是因为感冒戴口罩上班、上学的人。
注：就在今年4月，我敬爱的长森文惠老师去世了。她还很年轻，患上了一种世界罕见的绝症。我在病床边陪伴了她整整5个月。生平第一次，我抱怨了上帝的不公平……
（未完待续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