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 忘 的 奈 加 野（下）

　往后的一年多里，我在中华料理店端过盘子，在电子赌场当过服务员，在很小的翻译事务所打过杂，还在著名的乳酸菌饮料公司，当过每天为客人送货上门的“益力多小姐”……最后是在一间名叫“J I P株式会社”的污水设备服务公司，工作到毕业、结婚。其中有过因没有通过试用而被解雇的经验，也有和老板打架，自己炒了自己的“鱿鱼”……，惟独没有机会教上一次中文。尽管早在一九八四年，我就是被派往香港，教授过普通话的极少数大学老师之一。

还记得在电子赌场“扒金宫”当楼面服务员的时候，全店仅有的四个女性临时工，分别被命以代号：春、夏，秋、冬，以方便工作。我胸前挂上了“秋”的名牌，还有一个韩国来的女孩子是“冬”；另一个叫“春”日本女子很少露面；再有一位叫“夏”的，是来自上海的四十出头的高龄女学生。她虽然不怎么漂亮，但一眼看上去，比沈姐可顺溜儿得多了。

    “冬”倒是好交，休息时和我闲谈，说是“夏”的签证快到期了，打算再苦干两个月就回国。“冬”希望我留下作个伴儿。令我至今忘不了的是，“夏”在日本人面前，对我这个同胞的厌恶神情。仅仅因为她自己比我提前半年，占有了此店的一席之地而已。她不但从来不给我一个好脸色，还有意做作出，自己已经有资格和男店员们打打闹闹的优越表情；一有机会竟然对着我的脸呵斥：“你干嘛要到我们这里来?”

    　那时的我，高度顾及中国人的面子，想到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，就把什么都忍了。若依我现在的观点，对这种只敢在弱者面前逞凶狂的弱者，连对她讲讲“相煎何太急”的道理，都嫌多余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在她脸上啐一大口就是了。由于不堪忍受赌场里巨大无比的噪音和“夏”的欺负，我领了一个月的工资，就辞去了这份小时薪水一千日元的工作。

    　半年后的一天晚上，我打工回来，一个人走在通往三欣庄小屋的巷子深处。已经快十二点钟了，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一一是“夏”。没想到，她就住在与我近在咫尺的地方。我突然强烈地冲动起来，想跑上前去，在一对一的情况下，用充满挑衅和威胁的口气对她说：“回中国，我扒了你的皮!”然后看她做何反映，甚至有点儿巴不得……真的动起手来，以此一解心头之恨。我一个当兵出身的“女汉子”，可杀不可辱。料你这片“夏日残荷”，敌不过我“秋叶红似火”的颜色!

    　可仅仅不见半年的“夏”，竟让我看见了路灯下一头花白的头发。那走路的姿势也几近老态，踉踉跄跄地，上半身直往前倾斜。倒是我自己被这颇似幻觉的形象，给吓呆了。眼睁睁地目送着她，无声地消失在黑暗之中……咿，她不是回国了么?

    　直到现在，我仍怀疑那天晚上自己看见的是不是“夏”其真人。可好端端地一个女子怎么会憔悴衰老得如此神速?不久前，留学生中传说：有个上海藉大龄女留学生，腰缠洋钱衣锦还乡后，就被国内年轻轻的“未婚夫”席卷一空后自杀，真假却无从考证。如此联想别人，未免有点“恶毒”。但从此不论我如何留意，“夏”的身影，再不曾出现过一次。

打工的故事是讲不完的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会想起那个连浅交也论不上的“夏”来。到日本后，亦是诸事见怪不怪了。乡亲相聚，最常发的话题，就是控诉日本鬼子。可自己人互相帮忙介绍个临时工，也开始流行收介绍费。“佼佼者”竞也好靠着共在天涯的同胞的困境，混饱了自己的三餐……“夏”只不过是怕我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同类，“挤掉”而已。有点可恨，却实在没有什么不可理解。只是她令我开始思索：“我们自己的国民性”这样一个课题来。

    　各种各样的人，以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：人就是人，智慧、愚蠢、高大、渺小、仁慈、残忍、欲望和给予心……而国藉，竟是薄弱似纸的人为屏障。那些固守国籍概念而定人以贵贱高低者，无疑是浅薄之辈，完全可以藐视他们。只须力争在我们落脚的地球上，做一个自己认为合格的人。

我在劳动中，饱尝了异国他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较量。有过敌手，但更大意义上，是学有所得。与从学校中的所得不同，社会的大学，传授的是活鲜鲜的人生学问。尽管为完成学校的学习，我付出了那么多时间“劳其筋骨”，但苦中之乐，还有由此而坚定起来的“仅仅作为一个人”的自信与尊严，则是同自己在国内时，缺乏根据的妄自尊大，以及某种莫名的“阶级优越感”，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   　今年，妈妈已经迎来了她七十八岁的生日。每一次我回到她的身边，她都要特地从自己的小保险柜里，拿出那只沉甸甸的旧绒布小口袋。她总是要重复这样两句话：我永远不会去兑换它，花掉它的。里面，不过就是奈加野的“大大先生”，奖给我的四十七枚五百日元“喝一杯咖啡”的硬币。妈妈心里很明白，这是我向她和爸爸两个人交上的一份……中国军人世家传统的保证。

    保姆偷偷告诉过我，去年，爸爸的忌日，妈妈曾经特地把个“旧旧的小绒布袋子”放在爸爸的相片前。喃喃自语道：老爷子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最偏心……咱家这个最傻的女儿。（未完待续）